《柏楊曰》可稱《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鑑》的“精華版”。在本書中，柏楊提煉《資治通鑑》典型史事，發出個人獨到的史學觀點，以現代視角對歷史事件進行審視和批判，相比傳統史評作品，有着特殊的借鏡價值。

柏楊所標舉的，是現代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權的新價值。通過本書862則“柏楊曰”，柏楊試圖和歷史對話，和司馬光對話，也和衆多的儒家菁英對話；他試圖從歷史着手，去了解封建時代中國人苦難的根源；他以古爲鑑，要表達的是他作爲一個現代人的領悟與感受。本書處處可見柏楊“不爲君王唱讚歌，只爲蒼生說人話”的史觀，從“以人爲本”的角度來審視歷史，爲蒼生、爲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傳奇的人生經歷，賦予了柏楊人格濃烈的人文色彩，柏楊的人文精神，爲讀者提供了一種具有顛覆意義的、閱讀歷史的新視角。

本書一事一議，小細節、大事件一目瞭然，簡明易懂、生動流暢。柏楊作“柏楊曰”，其旨在於引發讀者的獨立思考，不侷促於中國傳統儒學價值觀的一貫窠臼，進而讀者在認知外部世界或面臨人生抉擇時，有足夠能力做出獨立、自主的判斷。

柏楊曾以十年之力將《資治通鑑》翻譯成白話文，其間，他用“柏楊曰”史評的形式，從現代多元文化背景出發，對史實作出角度寬廣的觀察，發表辛辣深刻的評述，表達他作爲一個現代人的領悟與感受，以示與原著中“臣光曰”的不同立場。其旨在於引發讀者的獨立思考，不侷促於中國傳統儒學價值觀的一貫窠臼，進而讀者在認知外部世界或面臨人生抉擇時，有足夠能力做出獨立、自主的判斷。

在本書中，柏楊親自總結《資治通鑑》典型史事，以配其862則“柏楊曰”點評，一事一議，一目瞭然，讀來簡明易懂、生動流暢。

柏楊（1920.3.7—2008.4.29），原名郭定生，河南輝縣人，中國當代作家，曾被列爲“臺灣十大暢銷書作家”之一。20世紀50年代起，以郭衣洞之名從事小說創作，爲寫作生涯之始。60年代用柏楊筆名爲臺灣《自立晚報》及《公論報》撰寫雜文，被認爲是繼魯迅之後最偉大的雜文家。花費十年之力譯寫司馬光《資治通鑑》，皓首窮經，大作始成。有華人處，就流傳着柏楊的作品。代表作品有：《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中國人史綱》《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鑑》等。

序——誠實地面對歷史

再版序

正名主義

春秋時代晉國（首府新田【山西曲沃】），長期以來都在魏、趙、韓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國君不過徒擁虛名。但形式上，晉國仍是一個完整的獨立封國，魏、趙、韓不過三大豪門。公元前403年，周王國（首都洛陽【河南洛陽東白馬寺東】）國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長，瓜分晉國領土，分別建立封國，成爲國君。晉國在被瓜分後，只剩下一小片國土。司馬光認爲這是歷史上一件大事，所著《資治通鑑》就從這一年開始；又寫出長長的一篇評論，指出姬午破壞禮教，不能正名，導致聖賢后裔當國君的封國，全部消滅；人民受到塗炭，幾乎死絕。

司馬光從沒有一本專書或一篇專文，完整地表達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場，卻在《資治通鑑》“臣光曰”評語裏，陸陸續續、零零星星地透露無遺（這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稱“臣光”）。當十一世紀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圖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國之時，司馬光率領傳統保守的知識分子羣，堅決抵制。結果改革失敗，腐爛加速，半個中國，喪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國之手。

在“臣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馬光的意識形態，他有一種崇古的狂熱，和一種維持現狀的固執。他關心的是官僚羣和大地主羣的利益，遠超過關心人民的利益。我們瞭解他的基本立場後，才能瞭解他苦口婆心全力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義，現代人對正名的認知是：“是什麼就是什麼。”當選總統還沒有就職，是“總統當選人”；就職之後，則是“總統”；下臺擺地攤，則是“小販”。而孔丘的正名認知，卻恰恰相反：“是什麼偏不是什麼。”具體地說：“曾經是什麼，就永遠是什麼。”楚王國早就是一個王國，身爲首領的酋長早就是自稱和被稱國王，可是《春秋》卻咬定牙關，硬稱楚國王是“楚子”，你不是說你是國王麼，我偏偏稱你五百年前周國王初封你時的那個官位——“子爵”，因爲你本來就是“子爵”！這種膠柱鼓瑟式講禮教、定名分的正名主義，在當時不過是爲了對抗動亂的一種手段，然而，發展下來卻成爲一種政治意淫，不切實際，而且把自己陷入一個被嘲笑的困局。

……

桂陵戰役

齊國（首府臨淄）人孫臏，和魏國（首府安邑）人龐涓，同時學習兵法。後來龐涓返魏國謀職，擔任三軍統帥，自以爲才能不如孫臏，遂把孫臏邀到魏國，然後誣以謀反，砍掉孫臏的雙腳，又在孫臏臉部刺上花紋（黥刑）。齊國派人把孫臏救回。公元前354 年，魏國攻擊趙國，包圍趙國首府邯鄲（河北邯鄲）。明年（公元前353 年），齊國任命田忌當統帥，孫臏當參謀長，揮軍深入魏國國境，龐涓得到後方告急警報，急行撤軍堵截，走到桂陵（河南長垣西北），跟齊軍發生遭遇戰，魏軍大敗。

原文敘述簡略，事實上歷程複雜，裏面還包括一樁著名的賣友求榮的故事。龐涓和孫臏同是鬼谷子的門徒，也是感情最親密的朋友。龐涓先離開老師，當上魏國（首府安邑）大將，最初還懷着純潔的友情，向魏國國君魏罃，推薦孫臏。可是龐涓不久就發現孫臏的才幹遠超過自己，可能受到國君的賞識，而奪走自己的位置。他沒有鮑叔牙對國家和對管仲那種高貴的情操，最後決心採用冤獄手段，排除孫臏。於是，他命人告發孫臏謀反，當然是證據確鑿，然後龐涓再虛情假意地一再哀求，國君魏罃才勉強赦免孫臏一死，但仍砍斷他的雙足，以防逃亡。從此孫臏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龐涓所以沒有殺他，是爲了要他寫出記憶中鬼谷子所傳授的一部兵法。孫臏感謝老友救命之恩，當然願意寫出。但寫了一半，發現被陷害的真相，就僞裝瘋狂，啼笑無常，有時連屎尿都吃下去。等到龐涓的防範稍微鬆懈，孫臏就逃回他的祖國——齊國（首府臨淄），被齊國最高軍事首長田忌，任命爲參謀長（軍師），作戰時不能騎馬，就坐在特製的車子上指揮。

馬陵戰役

公元前341年，魏國（首府安邑【山西夏縣】）大將龐涓，再率軍攻擊韓國（首府新鄭【河南新鄭】）。齊國（首府臨淄）任命田忌當統帥，孫臏當參謀長，用老戰略直擊魏國陪都大梁（河南開封），龐涓急撤軍回堵。孫臏計算龐涓行程：某一天黃昏，當抵達馬陵（河北大名），遂命削下一棵大樹上的樹皮，寫上：“龐涓死此樹下！”派一萬餘名弓箭手，夾道埋伏。下令說：“看見火光，集中射擊！”時候終於來到，天已入夜，龐涓馳經樹下，見樹幹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舉火觀看，還沒有看完，伏兵萬箭俱發，魏軍潰散，龐涓自知難逃羅網，拔刀自殺，臨死時說：“竟然讓白癡成名！

龐涓真是一個典型的卑鄙無恥的癟三，直到臨死，都沒有對自己的負義行爲，感到絲毫內疚，反而詬罵孫臏僥倖成名。

田忌

公元前341年，齊國（首府臨淄）宰相鄒忌，嫉妒大將田忌威震國際，企圖栽贓陷害，派人手拿三百四十兩黃金，到街上請人算卦，向卜卦先生說：“我是田忌的隨從，我家將軍作戰，三戰三勝，他打算進行大事，請看一下吉凶。”等卜卦先生出門，鄒忌叫人把他逮捕，眼看就要掀起大獄，田忌無法澄清，又氣又急，率領他的衛隊發動攻擊，打算逮捕鄒忌。可是鄒忌早有準備，田忌無法取勝，只好出奔楚王國（首都郢城）。

“誣以謀反”是中國傳統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寶，強悍的頭目要排除他有實力的政敵時，習慣使用，當之者無不粉碎。因爲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結合物，政治是內容，法律不過形式，所以無罪不能無刑，至爲狠毒，無人能解。田忌身爲國家英雄、三軍統帥，對國家有蓋世功勳，跟國王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可是，一旦陷入“誣以謀反”誅殺大陣，立刻束手無策。

趙雍“胡服騎射”

趙國（首府邯鄲【河北邯鄲】）國君（六任）趙雍，跟肥義討論“胡服騎射”方案（戰國時代，華人寬袍大袖，不但浪費資源，行動也不方便，在戰場上拖泥帶水，等於自殺。當時作戰，仍以戰車爲主，車用馬牽引，車上載戰士，運轉遲鈍，無論追擊或逃跑，都不靈活。趙雍主張改穿蠻族部落戰士們穿的短衣窄袖，拋棄戰車，改乘戰馬，近則用刀槍，遠則用弓箭，這是戰術上一項空前突破。但基於社會惰性，趙雍不得不謹慎從事），趙雍說：“頑劣之輩會嘲笑，賢明的人會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對，北方胡部落（內蒙古西遼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國（首都顧城），我一定奪取到手。”於是積極準備。貴族們果然反對，趙雍的叔父趙成，更宣稱病情沉重，在家躺牀，拒絕參加中央政府會議。

趙國（首府邯鄲）自胡服騎射後，國力陡增，成爲戰國時代後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國（首都咸陽）對抗的強權，如果不是錯用了趙括（參考公元前260 年），秦王國不可能東進。然而，利益這麼明顯的一項改革，而又不傷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這麼困難。停滯的力量，似乎永遠超過進步的力量，正是中國人苦難的源頭。

天下第一膿包

被誘騙囚禁在秦王國的楚王（二十一任懷王）羋槐，病勢沉重，於公元前296 年，死在咸陽（陝西咸陽）。秦王國送回他的靈柩，楚王國人民夾道祭奠，不勝悲痛，各國對秦王國這種惡霸行徑，印象強烈。

西洋有句諺語：“第一次被騙，錯在對方；第二次再被騙，錯在自己。”羋槐先生真是天下第一膿包，腦袋像一個糨糊罐，被張儀、嬴稷之輩，玩得團團而轉。叫他爬，他就爬；叫他跳，他就跳。這種糨糊罐政治領袖，歷史上車載斗量，十個巴掌都數不完。他閣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傷的那些軍民，卻又何辜？他們唯一的罪狀只是因爲有一個昏庸的糨糊。羋槐的靈柩回國，人民悲不自勝，這是人民的厚道，忘了所有苦難，都來自他一人。羋槐事實上被他所寵愛的鄭袖、靳尚所控制，以鄭袖、靳尚爲首的鯊魚羣，日夜猛噬，羋槐要想不死都不可能，這只是一個信號，警告楚王國（首都郢都）：再不補救，船即下沉。可惜，羋槐之死毫無意義，並不能喚醒國人，也不能消除鯊魚，因爲楚王國已腐朽到完全喪失改革的能力。

第一個餓死的君王

趙王國（首都邯鄲）國王趙雍，罷黜長子趙章，而命幼子趙何繼承王位，自稱太上皇（主父）。再把趙章封到代郡（河北蔚縣），號安陽君。趙章本來應該繼承王位的，現在只封一個“君”，自然耿耿於懷。他又一向揮霍奢侈，趙雍任命田不禮當他的祕書長（相）。李兌告訴宰相肥義說：“趙章年輕力壯，態度傲慢，黨羽多而慾望大。田不禮生性好鬥，而且驕傲不可一世，喜愛殺戮。兩個人聚在一起，必然產生陰謀。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遠慮，看到的全是利益，卻看不到災難，鉅變將要爆發。”

趙雍攜同趙何，出遊沙丘（河北平鄉，首都邯鄲東北航空距離八十公里），分別住在兩座行宮。趙章跟田不禮認爲時機成熟，採取行動。假傳太上皇（趙雍）命令，召喚趙何進宮。信期通知肥義，肥義先行，中伏被殺。信期立刻動員戒備，雙方血戰。恰巧趙成、李兌，從首都邯鄲率軍趕到，再火急徵調附近駐軍參戰，斬趙章跟田不禮，屠滅他們的黨羽。趙成出任宰相，號安平君。李兌出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司寇）。這時候，趙何年紀還小，趙成、李兌完全控制政府。

趙章戰敗時，投奔老爹趙雍，趙雍把他藏在行宮之內。大軍進入行宮，搜出趙章處決。趙成、李兌警覺到自己的危險，商量說：“我們爲了逮捕趙章，竟然包圍太上皇（趙雍）的行宮。事情過後，太上皇（趙雍）追究圍宮殺子的罪狀，我們全家恐怕就要死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行宮人員：“先出來的有賞，後出來的格殺。”宮人們霎時間一鬨而散。趙雍也想出宮，卻被阻在宮門之內。廣大的行宮之中，只剩他一個人，沒有伴侶、沒有飲食，飢餓難忍之際，只好爬到屋檐樹上，搜索鳥蛋或剛孵出的雛鳥下肚。這樣支持了三個多月，凡是可以吃的東西，全都吃光，最後竟活活餓死。趙王國政府（首都邯鄲）一直等到確定趙雍死亡，才向各國報喪。

趙雍是一代傳奇人物，從他堅持變更服裝、更新裝備一事，可看出他觀察力之強和意志力之堅。趙王國（首都邯鄲）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戰鬥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秦王國（首都咸陽）可能受到嚴重威脅，歷史如何發展，難以預料。然而，凡是英雄，都兒女情長，一個美麗的吳娃，就把他搞得神魂顛倒，一誤再誤。李兌和趙成，平常受趙雍的尊敬，而他們也對趙雍忠心耿耿，可是一旦事變，涉及切身利害，卻不惜把君王置之死地。中國政治上的領導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計較對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變數。形勢逼面，豬忠難以持久，剎那之間，豬化爲狼。趙雍如果不自亂章法，趙章如果再有耐心，李兌、趙成之輩，何致竟成弒君兇手？

司馬錯與漢尼拔

公元前280 年，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咸陽】）大將司馬錯，徵召隴西（隴山以西）地區民兵及駐軍，在蜀國（首府成都【四川成都】）協助下，攻擊楚王國黔中郡（湖南沅陵），完全佔領（黔中郡約包括今湖南西部及貴州北部）。楚王國震動，獻出漢水以北及上庸（湖北竹溪）土地。

秦王國（首都咸陽）於公元前280 年向楚王國（首都郢城）發動的迂迴攻擊，是空前冒險的軍事行動。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咸陽）到隴西（隴山以西），航空距離三百公里，從隴西到蜀國（首府四川成都）航空距離五百五十公里。自蜀國到黔中郡（湖南沅陵），航空距離六百五十公里。當中橫亙着千萬窮山惡水，包括岷山山脈、摩天嶺山脈、長江和“地無三里平”的雲貴高原，以及像章魚一樣猙獰的武陵山脈。公元前三世紀時，沿途還是一片蠻荒，煙瘴蟲蛇，鳥道險苦。司馬錯的偉績，跟漢尼拔進擊羅馬帝國，先後輝映，都是直搗敵國後門。

秦軍此次出擊，戰爭升高到另一種形態，使六國同時面對隨時都會覆滅的厄運。然而，六國互鬥不但不息，反而更烈。只不過爲了貪圖眼前的一點小便宜，使戰鬥力完全消耗。最後秦王國輕輕一擊，大家一齊粉碎。

司馬光語無倫次

公元前265年，秦王國（首都咸陽）皇太后（宣太后）羋八子逝世。九月，羋八子的弟弟魏冉被解除所有政府職務，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山東菏澤定陶區）。

司馬光曰：“魏冉傾全力擁立嬴稷，誅殺所有政敵，推薦白起當大將，向南攻取鄢城（湖北宜城南）、郢城（湖北江陵。參考公元前279 年、公元前278 年），向東跟齊王國（首都臨淄【山東淄博東臨淄區】）和解，使列國君王屈膝歸附。秦王國（首都咸陽）所以更爲強大，都是魏冉的功勞。雖然他專權橫行、驕傲貪暴，足以使他招來大禍，但也並不像范雎所形容的那樣惡劣。范雎這個人，可不是真正地效忠秦王國，爲秦王國利益打算，不過要奪取魏冉的高位而已，所以一有機會扼住對方咽喉，就不放手。結果使嬴稷斷絕了母子之情，也斷絕了舅父跟外甥間的恩義。總而言之，范雎是一個危險人物。”

我們同意范雎是一位危險人物的看法，問題是，在專制政體下參與政治鬥爭的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不是危險人物。范雎必須奪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實施他的外交政策。猶如司馬光必須奪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廢除新法一樣。魏冉對秦王國（首都咸陽）開疆拓土，誠然有很大貢獻，然而，再大的貢獻都不能允許他“專權橫行，驕傲貪暴”。司馬光卻認爲只要看他擁立國王和烜赫功業的分上，他的官位就應該是鐵鑄的，神聖不可侵犯。而我們認爲，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當權四十二年之久，也應該欠起屁股了。司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爲“專權橫行，驕傲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無權無勢的普通平民，而當權派竟被一個小人物趕下臺，打破“貴者恆貴，賤者恆賤”鐵律，司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即以純私情而言，嬴稷並沒有殺了親孃，不過請她老人家不再幹涉政治，也沒有殺了老舅，不過請他老人家退休，這就叫“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難道眼睜睜看着他繼續“專權橫行，驕傲貪暴”，不聞不問，才合乎禮教綱常？如果這就是禮教綱常，禮教綱常可是毒藥，平民可不希望永遠被踩在皇親國戚的御腳之下。

誠如司馬光所言，唯有官位和權力，不可以隨便給人，也不應是私人報恩或復仇的工具。事實上，嬴稷請老舅掌握了四十二年的權柄，酬傭不可謂薄。如果把國家斷送，司馬光又要責備他亂把官位和權力給人了。司馬光在評論田文時，曾說：“只要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即令本意奸詐，都應該採納。”（參考公元前321 年。）然而面對嬴稷的改革，卻忘了這段自己的話。范雎對一女四男的抨擊，是不是公正？如果他說的是真的，嬴稷採納，便應讚揚。如果他信口雌黃，嬴稷採納，才應譴責。而司馬光也承認一女四男“專權橫行，驕傲貪暴”，那麼，爲什麼就在這節骨眼上，卻去探討他“奸詐”的動機？

司馬光總是忘記自己說過的話，但永不忘記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場。

柏楊先生對於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社會中各種弊病的鞭笞，是我長期來十分佩服的。他用幽默風趣的筆調，攻擊令人痛心疾首的觀念和傳統，使讀者在輕鬆的心情下，瞭解到嚴肅問題的關鍵，引起深思，產生必須改變和尋求進步的要求。

——著名作家 金庸

一代文人的良心。

——著名作家 倪匡 評價 柏楊

柏楊歷史系列是一個洞察歷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對歷史最深層的剖析。

——中國近代史研究巨擘、社科院近代史所  雷頤  研究員

我一直欽佩柏楊先生的這種批評精神與勇氣……一個真正的文明的民族，總要不斷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窮是富。貧富不是文明的標準。我們希望明天的中國能夠無愧地成爲未來人類文明的脊樑。那就不要忘記去不斷清洗歷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時站在自省的鏡子前檢點自己，寬容和直面一切批評，並從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堅實的自信來。

——中國著名當代作家 馮驥才

我當爲《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鑑》打邊鼓說，胡適、梁啓超和李敖，都曾爲現代大中學生開列國學書，洋洋數十種的書目。若有人也要我開個類似的書目，那我就“一書定天下”——《資治通鑑》。看不懂原文，那就看《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鑑》。原因是作爲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想對中國固有文明知道點大略，最實際而可行的工作，便是一部《資治通鑑》。

——著名歷史學家 唐德剛

歷史之筆有五種：一種重視史學重建，被稱爲考證派；一種重視“史以載道”，被稱爲春秋派；一種重視歷史解釋，被稱爲史釋派；一種對大歷史提出結構性的看法，被稱爲史觀派；一種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提出品評，被稱爲史論派。《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鑑》的“柏楊曰”屬於史論，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臣光曰”、王夫之的《讀通鑑論》，皆屬史論。惟前人的史論多站在朝廷的立場，柏楊的史論是站在人民的立場；柏楊有20世紀的智慧，而前人沒有。

——著名歷史學家 張玉法

柏楊作爲魯迅精神的傳人，他的根本抱負一如魯迅的名言：“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鐵凝

一個令我折服並敬重的名字，是不會忘記的，這是柏楊。

——著名文學作家、《白鹿原》作者 陳忠實

我看完全部七十二本《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鑑》，每次都迫不及待看柏老之曰。司馬光曰或歷朝大儒之曰，都是君君臣臣的老套。柏楊曰卻引人入勝，它以人民爲本，不以君臣法統爲本，有人情味而且人性化。有人說，用現代觀點詮釋古代，是犯了時代錯誤症。我認爲柏老並非在做詮釋歷史的工作，而是藉機向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人，做現代民主教育的啓迪工作。他對民族的貢獻，遠比考證詮釋古史爲大。

——新聞工作者 卜大中

序——誠實地面對歷史

人類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是：人類發明了文字，能夠把自己的生活記載下來，成爲歷史。使後代的人，可以憑藉這些記載，尋覓自己的歸屬，作生存的依據，不但精神上得到支持，還可以身歷其境，感受祖先的言行舉止、音容笑貌，傾聽他們從曠古的空山，傳下來高亢飛揚的言論，揣摩他們在深宮內院竊竊私語的權謀術數。歷史讓我們分享前人沙場上激烈的戰鬥，搏命的廝殺，也讓我們分享閨房內兒女情長的悱惻纏綿。有了歷史的記載，我們短短的人生一世，纔不致是一場沒有背景、沒有劇本，不知前因後果的荒唐的獨幕劇。

就在我們驚心動魄閱讀歷史的同時，面對當前的人事、景物，撫今思昔，有時不得不擊節讚歎，有時又不免低頭沉思，無限感慨。於是，這些歷史就不再是舞臺上的往事陳跡，而是活生生地和我們血肉相連，讓我們產生深入瞭解、透視、分析，和批判議論的興趣。

自從身系綠島，我就試圖從歷史着手，去了解這一代苦難的根源，最後，非常震驚地發現，不僅對我們這一代，而是對幾千年中國歷史，做出的總結是：“中國人，你活得沒有尊嚴!”因爲，在幾千年的歷史時光隧道中，我們看到的全是統治階層永無休止的權力惡鬥，口口聲聲仁義道德、詩書禮樂，卻根本不顧人民的生死;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活得像蟲豸、像罪犯、像奴隸一般。活着，不過是等待被囚、被辱、被殺、被馴服。有些人被徹底摧殘，有些人爲了苟且人世，不得不附庸權貴，成爲統治者的幫兇打手。中國人民唯一盼望的就是出現英明領袖——明君，以德治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從來沒有人思考過：人，可以創造出一個人人可以遵行的制度，和人人有機會爭取到尊嚴，卻沒有一個人可以爲所欲爲的合理的社會。結果，幾千年來層出不窮的領袖人物，都在玩弄欺騙的把戲，一旦權力在握，馬上百毒併發，無所顧忌地發揮個人貪婪邪惡的慾望。勉強稱得上英明的，不過苻堅、李世民、玄燁，三數人而已。前代研究歷史的人司馬光，本來就是皇家的史官或代言人，維護帝王的立場，是他的本分。如王夫之，則是在統治者之前，乞討一點殘茶剩飯的士大夫之流，終其一生，全副精力集中在狹隘的族羣和儒家主流利益之上。哀哀無告、受苦受難、輾轉呻吟的小民疾苦，全被隔絕在他們的認知之外。

我不認爲我的評論能概括全局，司馬光和王夫之的治史，有他們的歷史意義和地位。但我慶幸生在這個時代，讓我對事實的真相，能從更寬廣的角度，和更多資訊中去觀察。我尊重前人治史的勤奮，但大多數時候不認同他們的史觀，而且，如果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之後的我們，對歷史上的事件，仍採取與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之前同樣的看法，那無疑的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和良知的無能。今天從歷史時光隧道一路走來，自有我們這個時代的領悟與感受。

歷史的教訓，因爲人類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但我們應該有誠實地面對歷史的勇氣，才能掌握一個嶄新時代的脈動。

1998年7月於臺北